Monday, May 14, 2012

活在香港:我的移民故事(連載)




我來到香港,6年多了。

我是2005年8月26日跨過羅湖橋的。那天正值第一屆超女的冠亞軍賽,我坐在去往羅湖的大巴上,不停短信騷擾遠在上海的好友,央求她替我為張靓颖投一票。好友不耐煩寫道:“都要成香港人了,還操這份心!”我趕緊回答:“誰要當香港人!”

這一句斬釘截鐵的表態,現在卻成了戲言。很多人問我為甚麼選擇留在香港。每年去入境處和中旅社辦證的時候我也會這樣問自己。答案從不固定;有時是覺得自由好,機會多,有時為人,有時為貓,有時純粹因為覺得自己走上了不歸路...... 今天我又一次坐在中旅社鄉音雜陳的辦證大堂,重讀周保松老師的移民史,回顧過去的種種。到底我為甚麼要留下來?

在這個問號後面我足足停頓了15分鐘,無從下筆。



十五年前在中學參加迎接香港回歸長跑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會真的跑去了香港。96年開始,我所在的高中規定每個學生要在97回歸之前累計跑完上海到香港的直線距離。學校的操場400米一圈,跑完全程一共需要繞場大約3200次。為了達標,我每天清晨6點半到校在早自習前慢跑兩圈,夜晚晚自習中間和幾個同學結伴跑。這種體罰式的迎接活動讓我深刻體會到了校方的良苦用心--百年之痛感同身受啊!

96年底,上海下雪,央視還專門過來拍大家晨跑。就為了那幾秒鐘的新聞鏡頭,全校師生穿著單薄的校服在凜冽寒風里整齊劃一地邊跑邊喊口號。到最後我都沒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為了香港,幾乎每個女生的小腿都粗了一圈,夏天不敢穿裙子,但七一回歸當日在電視上看到解放軍在細雨中開進香港的時候,心裡還是異常激動,感覺自己多少也為回歸做了點貢獻,那就值了。



九十年代初關於改革開放的勵志電視劇不斷湧現熒屏。印象最深刻的當屬1991年的《外來妹》。電視劇一經播出,街頭巷尾都傳唱著楊鈺瑩的《我不想說》(主題歌)。我媽是陳小藝的粉,每晚準點守候在電視機旁,為片中那幾個山裡妹子在廣東打工的種種艱辛坎坷掉眼淚,對湯鎮宗扮演的無良香港老闆恨得咬牙切齒。雖說九七回歸已成定局,政府大力宣傳血濃於水的同胞親情,許多人迷戀港產片、流行樂不能自拔,但心里仍對娛樂圈以外的香港人存著芥蒂。坊間傳說港人刻薄、難伺候,有些甚至說香港人在廣東日擲萬金,生活相當糜爛。難得在《股瘋》里看到劉青雲扮演的失意香港‘股神’在上海幫助一個基層家庭炒股脫貧,最後與上海人結下深厚的同胞情誼,電影的前半段也照例渲染卡在錢眼里的港人形象。這些偏見,歸根究底,是出於無知。有多少人見識過娛樂、買賣以外的香港?對上海人、北京人、河南人、廣東人、東北人的刻板印象同是一個道理。

最近的陸港衝突,一波接著一波。在交戰過程中,想必大家都領教了彼此的傲慢與偏見,為歧視的流彈所傷。矛盾的源頭在哪裡,已無須我在此重複。但我會和我的朋友們在這裡寫下我們移民生活的點滴,日復一日,填補你認識上的落差。你看或者不看,故事就在這裡。你見或者不見,我們就在這裡。



在我六年中學生涯里,絕大多數同學來自同一個區。到了大學,這種現象就完全改變了。我當時的宿舍住了8個女生,其中一半來自外地。一個來自湖北武漢,一個來自湖北襄樊,一個來自北京,還有一個來自河北邯鄲。同一樓層還住著從福建、山東、遼寧、江蘇、浙江、江西、四川、廣東等地考進系里的同學。每晚十一點熄燈前,尤其是剛開學那陣子,都能看到每個寢室門口坐著人打長途電話。整個樓層頓時變成各地方言的大雜燴。

這是我和很多同齡人大學生活的常態。我們身邊的外地同學是一個龐大但不籠統的群體。他們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對大學生活和上海懷揣著不同的夢想和憧憬。但他們都有自己同校的‘老鄉’甚至‘同鄉會’;他們大都熱情好客,過完年回校也要帶回家鄉的趣事和土特產與人分享;他們勤奮好學,也懂得及時行樂...... 他們是學校和家庭兩點一線的本地生認識‘外面世界’的重要渠道。畢業那年,我第一次嘗到了在火車站月台上流淚送行的滋味。

因為戶籍所限,再優秀的外地學生留滬都必須要通過兩道基本關卡。獲取高級口譯證書和計算機中級證書是其一,用人單位跟你下聘書是其二。很多人有幸通過第一道關卡,卻因為是外地戶口在第二道關卡前屢次落敗,無奈轉戰二線城市。能夠留下的雖說是我輩中的鳳毛麟角,但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待遇普遍偏低,再加上海高企難下的樓價,每月房租一落到房東手裡,他們就成了‘特困戶’。

在我成為移民之前,他們就是我對移民的最初印象。如果硬性地用外地人這三個字來概括這群人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我想在香港‘新移民’與‘少數族裔’等的標簽同樣蓋過了許多個人的故事。我很慶幸有用心認識了這班朋友,畢竟上海人的排外情緒不比香港人少,對於移民這回事我算是預先上了一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