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无题

今天下午去图书馆借了10本书，准备好好写月底要交的probationary report（不过据说我们办公室里通常都有迟交很久的经验）。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叫《Marriage and the Family--Studying Close Relationships》。

仔细翻看前言，发现竟然是一本教科书。其中有一段给学生的留言让人忍俊不止：

"To The Student
This book was written with two important goals. The first was to acquaint you with the most rec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The second was to make the material meaningful for your personal life. We hope to help you think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become more competent in you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se goals are closely related: Making informed choices in your life requires thoughtfulness and scientific awareness..."

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总得扯上另一半一起看才能见成效嘛。

旧文- 降温

香港冬天昼夜温差大，到了深夜出奇地冷。北京人习惯了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听闻香港零度冻死人，还暗地里笑话别人身娇肉贵。

但如果有机会北上过冬，就明白了北京人的嘲笑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北京热水汀的威力不是这边暖风机可以匹敌。外面纵使零下十四度，进屋就完全换了一个季节，温度跳升至十五六度，我常常要像剥玉米一样把身上的冬衣一件件褪去，有时脱得只剩下衬衫背上还会冒汗。

在 香港过第一个冬季就开始惦念着下一年要去北京蹲热水汀，第二个冬季却还是在这里，住进了坚尼地城一栋唐楼的八层。从气窗、厨房排气扇、门缝呼啸着灌入的冷 风令夜晚变得格外漫长。多少次因为双脚冰冷在被窝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妈每每听我在电话里抱怨就劝说去买一台暖风机。可我还是心有不甘，揣怀着一丝希 望，低温不会持续一个星期，也许第二天就是春风送暖了。

日子久了，春风送暖也成了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白天阳光明媚，夜晚照例寒风乍 起。于是下定决心要与这乍暖还寒的天气斗争到底。也有想过诸多对策，比如说温一壶花雕抿一口翻一页书，大发的不是诗兴，而是酒精过敏。把自己裹得里外三 层，结果行动不变，血液不流通。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办公室待到半夜，回来路上有时赶上街边食铺收摊，鱼肉烧麦3块钱一大串（呵呵）。或者干脆赤脚从家一路 狂奔到糖水铺，买一碗姜汁番薯或者桑寄生莲子茶加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驱寒，精神却因此异常"温饱"。

夜晚躺在黑暗里，听见隔壁的消防队隔三差五就有火警。哪家的电热毯烧着了被褥，或是哪家的暖风机走了电。救火车激昂而快速的哀鸣划破寂静的长夜。这种不间断的声音，带给人巨大的压迫感，是大城市生活的专属，也是我所喜欢的。

今晚在油麻地的鹅记吃了澳门喳咋。又是一个无心睡眠。可乐此刻正满足地睡在我盖着毛毯的腿上。

晦暗的上海--- 梁文道

Apple Daily - 晦暗的上海 - 2007-10-07 名采論壇 E08 牛棚讀書記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0710070060304]


龍應台曾經說過，以前的台灣人都以為香港是塊很危險的地方

，尤其旺角到廟街那一段，簡直子彈橫飛，隨時有人橫屍街頭。香港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它之所以給人這種印象，乃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結果。為什麼香港電影那麼迷於槍殺？為什麼我們這群喜歡過小日子的老百姓那麼愛看一個罪惡的黑色香港呢？我有一個胡謅的理論：這大概是種另類的上海情結，香港不只懷念十里洋場的繁華，不只覺得自己的殖民地身份與租界的狀況相去不遠，甚至還很希望這座城市也像昔年的上海一樣，被黑幫大佬和特務警察統治，既有愛國青年的純真也有交際花的妖嬈。我們希望自己也是一個日本人口中的「魔都」，充滿了黑色的魅力。

如果香港其實不算黑，那麼《上海灘》這些流行影像所折射出來的上海會不會也只是個投射出來的幻象呢。去年辭世的美國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證明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確確實實是個充滿了陰謀與暗殺的惡土。晚年的魏斐德對特務和警察特別有興趣，寫過《上海警察》和以戴笠為主角的《間諜王》，而《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則是專講孤島時期恐怖襲擊和罪案的小書，它印證了香港人從電影裏得來的上海形象。魏斐德查找了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大量材料，以令人生厭的詳細程度記述了從1937年由日軍侵佔上海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間的大量罪案，誇張點說，那可真是無日無之。當年有一個記者如是說：「上海變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往往在星期六發現人行道上有具死屍，到了星期一卻還在那兒」。

這種種亂象是怎麼產生的呢？首先要搞清楚當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孤島時期的上海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塊，一塊是日本直接管理的地區，一塊是法租界，一塊是各國聯合管理的公共租界，另一塊是偽上海市政府轄下的無主之城瀘西。插手這些地方的勢力則有多達二十個以上的日本特務情治機關（惡名昭彰的憲兵隊只是其中之一），汪偽政府和並不完全受它控制的「魔窟」極司非爾路76號（《色，戒》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褪瞧渲鞴苤唬追Q「藍衣社」的親重慶組織（背後也是五花八門），公共租界管理機構工部局轄下的警察局，當然還有親延安的地下共產黨。

有這麼混亂的背景，自然就有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的活動空隙，於是本地的小混混和美國來的逃犯就可以一起營造出一個繁榮的非法活動小天堂了。更要命的，是你根本分不出什麼叫做合法什麼叫做非法，因為許多不法的行動其實是正式的機構支持的。例如偽上海市長陳公博雖然誓言打擊賭場，但「七十六號」則在另一面插手黃賭毒，甚至汪偽政權本身就是靠這些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才有「蒙地卡羅政權」的稱號。亂世混淆了一切是非黑白，連忠誠也成了一種偽裝。魏斐德對中國人所講的「忠」格外敏感，早在其處理明滅清興的鉅著《洪業》裏頭，他就很細緻地剖析過一批所謂「貳臣」的處境。此時的上海更是一個上佳的忠誠實驗室，有些投向汪偽政權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有些受重慶指揮的特工會把延安屬下的反共志士出賣給日本當局。最常見的則是一批打散工的暗殺計劃執行者與刺探情報的線人，他們今天為蔣委員長賣命，然後開家小店舖避避風頭。沒錢了再向，他們就說自己是故意打進敵營，刺探情報。魏斐德認為：「這些小市民（學生、印刷工、店舖學徒、製鏡者、珠寶商、茶室堂倌、店員、零售商等等）的社會身份並不固定，他們租借廉價房，從一家遷至另一家，消磨時間，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動的任務。他們在貧富懸殊的全城遊弋」。說穿了，忠心乃是糊口的藉口。

相比之下，真正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才是最可怕的。有一個叫做「血魂除奸團」的組織，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著名的親日份子，而是所有不顧抗戰繼續歌舞昇平好日子的一般市民。1939年三月一日，他們在四個舞廳外投擲炸彈，且留書警告：「舞友們：當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者的腐氣時，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上？清除這種腐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你們的熱血獻給整個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那麼我們在今宵的薄禮炸彈，將為你們增添歡娛」。魏斐德認為，後來當日本接管整座城市的時候，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抵抗，就是因為大家都厭倦了，厭倦了永不休止的暴力與無序，也厭倦了沒有人再認真相信的愛國口號。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香港人全是洋奴的新罪證，「因為你們被殖民統治的時候全都不敢起來反抗，而是馬照跑舞照跳」。我不知道這位網民要是生在香港會不會也弄一個「血魂除奸團」，但是我知道香港人對老上海真的有很深的情意結，與一種隱密的認同。

贱卖理想---转自香港独立媒体

明報
陳惜姿 2007-05-12

賤買理想

這陣子，快畢業的同學都在找工作，看到《明報》「編輯室手記」專欄，主筆劉進圖寫他跟求職者面試的見聞，趣味盎然。他寫的，我想有很多都是我教過的新聞系學生。

但前幾天看到他寫的〈她來自屯門〉，我有點氣上心頭。劉主筆是我朋友，我也曾在《明報》工作過，《明報》每月都支稿費給我，但有些東西不吐 不快，聲明對事不對人，也為這行業痛心。文章寫到一個準畢業生，家住屯門，來《明報》面試獲取錄了。她明白《明報》位於小西灣，每月來回的車費超過千五 元，而她的月薪不過九千至一萬。

原來她矢志入報館工作，讀大學時便已省吃儉用，儲了五萬餘元，為月薪微薄的記者工作作準備。另外，她為了準備到《明報》上班，已請求一個住 在港島的朋友幫忙，讓她寄住，周末才回屯門的家。這樣，便可省回不少金錢。劉主筆聽了很感動，說「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 傳」。我只覺憤怒。

我九二年一月開始當記者，起薪點一萬，與同學相比，不高也不低。今天有學生告訴我，有報館只肯給她八千五，她問我要不要接受，她很想入報行，無奈待遇太低。同一屆學生，到星展銀行做MT（Management Trainee），起薪點一萬八千五，足足多了一萬。

我想問，是誰決定記者必然低薪的宿命？不少報館都是上市公司，雖不至賺大錢，但好歹是一盤會牟利的生意。記者入報館工作，不是入慈善機構，不應只講理想不談薪水。

為什麼一個人有理想，就要被剝削？新聞系的學生，不少都是尖子，他們的市場價值很高，別的行業爭着請他們。要是報館仍是要賤買他們的理想，我會勸學生別加入這一行，因為反正兩三年後他們就會夢醒離開。

明報
劉進圖

她來自屯門

周六下午，最後一輪新人面試，有一位準畢業生各方面表現俱佳，我們有意錄用，但看到她填報的住址是屯門，港聞主管劉頌陽忍不住提醒她，當記者薪金大 約九千至一萬元，每天深夜才下班，從柴灣找公車回屯門，每月的交通費超過一千五百元，還要孝敬父母家用和償還大學貸款，好些現職同事因此每月只有千餘元自 用，生活非常刻苦，她有沒有想過能捱多久？

實在沒有想到，那位外表柔弱的女同學，原來為加入新聞行業下了很大決心，很早作出準備，她念大學時便省吃儉用，盡量不花光學生貸款，儲了五 萬餘元，作為畢業後從報館基層做起的儲備。她說只申請了《明報》一家，倘若《明報》沒有空位，她才報其他機構，為了方便來《明報》上班，她找了一個在港島 居住的好朋友幫忙，預備寄住在朋友家，周末才回屯門探望父母，這樣可以多給一些家用，彌補父親當基層工作的微薄收入。

我們聽了，心裏很感動，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傳，相比起一些在溫室成長、從來沒嘗過匱乏、搞不清自己人生路向的同學，這位來自屯門的女孩，更值得我們珍惜和期待。

60块港币的早餐

深水埠鸿发糕品

旧文－高街的猫

每每从学校下到高街的明厨吃饭，都有小小散步的习惯。每每散步都觉得这个地方很奇幻。

老式居民楼与小商铺比邻而建，或隔着约5人宽的巷子两两相望。恬淡不厌倦地彼此看了几多岁月。长长的斜坡垂直于高街向着山下延展出去，热腾腾的市井气就迎面而来，又是另一番生活情境。还有二战遗留下来的，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鬼屋”，有人甚至组团专程去探访。

几个月后这间家庭泰式茶餐厅悄无声息地就盘给别人做意大利粉，老板娘连同丈夫和两个还在念小学的女儿也一并消失得无踪影。为此我沮丧了一阵子。

高街港岛刑事总署常常空无一人（至少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出没），却住着20来只流浪猫。夏日的午后悠闲地在属于他们的天地里散步,小憩, 嬉戏,神态可掬。4点多就齐齐盼望着一位菲律宾的Linda女士给他们送来最爱的下午茶点--咸 鱼捞饭。高街的猫都较其他地方的大胆，总是一脸笃定的神情，与街坊邻里相处甚欢。我常常想，也许这里也暗藏着一个神秘的流浪猫王国。

旧文－搬家

又要搬家了。虽然只是从一条街的唐八楼迁去邻街的21楼；虽然只是从450平方尺的一房一厅挪到480尺的两房一厅；虽然新公寓楼的硬件设施齐全......很明显，我是在尽可能地淡化搬家带来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上的折磨。

在香港两年多，习惯了寄人篱下那种非常含蓄的不安全感，每日被温柔地刺痛，叫我随时做好要被迫打包走人的准备（我不是那种会主动搬家的人）。而搬家，不就是从一个寄人篱下过渡到下一个寄人篱下的状态？

老房东太太是个40刚出头的主妇，清风寡欲的样貌，却很有人情味。可惜最近家门不幸，结婚十多年的老公在外面有了女人，不念夫妻情份与膝下一双未成年的子女，要与新欢在广东另筑爱巢。房东太太伤心欲绝，打算收回出租的物业，离婚后可以与丈夫分开住（在香港，有很多因为负担不了离了婚还住一起 的例子）。

于是她的遭遇直接终止了我这一年多较为幸福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找中介，看房子，谈条件，交钱，挪窝。 昨日听她在电话里抽噎，也忍不住红了眼圈。租房是契约，婚姻是契约，这个社会是契约的。满以为契约是千金承诺，却才意识到都有时效性。再说，哪份契约不可以修改？住处可以再找，麻烦也是短暂的；离婚了可以再结，但即便是有了新的生活，新伴侣，新的幸福也只能淡化却无法忘记被违约的痛苦。婚姻不是固定资产。也许到最后，反而成了负资产。其潜在杀伤力对某些女性而言更胜于金融风暴。值得庆幸的是，房东太太至少还争取到了两套公寓的产权，生活上稍微有些保障。
这张照片是某日清晨在旧家的客厅自拍的。照片可以留住对生活的记忆，留不住的是变化莫测的生活。终于要搬家了，我和房东太太都即将开始新的生活，放下一些太过沉重不该带走的东西。哦，突然想起，老房东先生的名字叫“永忠”，黑色幽默。 祝我乔迁愉快！

Something Priceless

And there is a dignity in people; a solitude; eve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 gulf; and that one must respect, thought Clarissa, watching him open the door; for one would not part with it oneself, or take it, against his will, from one's husband, without losing one's independence, one's self-respect, something, after all, priceless.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Too Good To Be True

庆州。